佛家生死轮回，概念很大。因为只在生，仍未知死，故无法知晓轮回。

    一个月时间，三次连续奔波在北京与这个城之间。一般是火车北上，飞机南下，未出其右，感觉却是拉车般，埋头于夜色与夜色之间，任车窗两边或机翼之下的风景，幻化恍惚片段，掠过又回来。

    如意算盘，曾经清脆如泉，既然拉车的日子不短，那最好的办法是停下来，歇歇脚，看看路或者风景。两耳喧器的城市之声，遗落在夜深寂静的梦中。宛如曾经浪漫或者激情的青春岁月，如春之绿，进入寒风渐近的深秋之旅。

    但，似乎这亦称为一个梦，没有起点，而终点却迷茫或觉醒后无法诠释的境地。

    一直想静，任时光荏苒。一直想隐，让日月交替。

    在生而不知死，在死却无法知生，或许这才有轮回的缘由，或者只是一种内心的欲望。生命之中，如锄头面对土地，起落之间，不是播种便是收成，而期间则是锄头与土地的约定，歇息或者劳作。

    宿命，有时不信，有时只能如此阐述。无奈或者郁闷，已经不是重要的情绪，更多的，是一种顶礼或膜拜情怀。

    只是，累极而眠，沉睡而醒罢了。当终于无法醒来或不知闲累的时候，或许进入生的反面，佛说，这是轮回。

    我信吗？不知道。不信，更不知道了。

    突然，发觉自己活糊涂了。象突然询问陌生人般：今天是星期几？更像一个迷途的人，终于发现来路的时候，却同样陌生起来。

    汗里村老人们说过：耕田是牛的命，劳碌也是人的命。

    从前，没有问过自己：是牛？或是劳碌？现在看来，充其量，我也只是劳碌的牛命。闯过饥荒，双抢的关隘，啃着枯草，觉得瞟肥腿壮之时，又一个春耕开始了。

    博学的北京朋友说：你啊，做吧！点头是为了满足朋友的期待，内心却一直有一种声音：还需要歇歇脚啊。

    没有回音。

    套上绳子，埋下头，身子侧向前，一使劲，走吧。

    拉车，或拉磨，就是一种体力活。既然牛们或驴们能干，人却不愿干或干不了，岂不被牲口们笑话。不为自己，也得为同类，是吧？！

    “西窗共烛”，“红烛喜泪”，“成灰泪干”，等等。这些脍炙人口的诗歌元素，想起或读起，便让人看见“蜡烛”般，带来烛光的喜庆或吉祥，当然也有哀怨或情伤。

    蜡烛，几千年照耀农耕文明，已是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。特别是在婚庆嫁娶，生死佛事，甚至寒窗苦读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，如当今夜色里的灯盏。

    按理说，这个城很大，大到什么都有买，只要有钱。小到什么都有，包括小纽扣。

    因为机缘，需要买几根蜡烛，作为佛事的点缀或者祈祷用品。出门前，心里在琢磨，莫非只有城的某个寺庙或者死丧用品店才有。南朝万千寺庙，曾经拥挤在窄窄的长江下游的烟雨之中，所以这个城的佛教徒，应该是很多的，猜测肯定有专卖蜡烛的佛事小店，散落在长街边的小巷或弄堂里。

    于是，早八点便去到徐家汇，沿着广元路径直向前，主要是寻找杂货店、佛香店，甚至是弄堂深处的小摊。时而步行，时而打的。直到太阳照射头顶，人已昏沉起来。

    而满街的人群与车流，晃动得直想躺下，静静地在马路上休息一会，只一会儿。心里却嘀咕起来，从前似乎到处都有的小小蜡烛，怎的突然销声匿迹了。

    曾说上海是海派文化之地，但佛教徒是比较多的，特别是那些老太太们，她们难道只点佛香，而不点佛烛，好像情理不合。莫非，这些佛教徒也是在死丧用品店买蜡烛？那些新婚的人们的蜡烛是在那儿买的呢。

    继续寻找，应是职责所在，也是因为承诺。直到下午三点，心理一直不肯简单地买无法承受的蜡烛，但终于放弃了在城中心的寻觅。

    来到城的边缘，确信肯定有专门的蜡烛店面，理由依然是佛教徒肯定是需要蜡烛的。或许满头大汗和气喘吁吁的样子，感动一位老者。

    “老人家，附近哪儿有红烛卖啊？”

    “佛事还是红白喜事？”

    “印度人要做佛事，应该是红喜事。”

    “哦，到老街邮局对面，那里有卖。”

    “店名是啥？”

    “花圈店。”

    我差点晕倒。继续问道：“那，我们附近的佛教徒，难道没有买蜡烛的地方？”

    “也在那里的。”

    哦，原来，我一直以一个不是佛家弟子的心思，猜想佛教徒的虔诚和信仰。待与店主交谈，才知道镇子里的佛家弟子，也是在这个地方，才能买到红红的蜡烛，照样念经，照样颂佛，照样夜深人静点燃佛香与红烛，合掌而跪。

    佛，依然在享受人间的香火。

    只是，那燃烧千年的烛火，已经退行在残存的角落，甚至是我们一般不敢踏足的地方，比如这个城的名，同样退行在边缘，依然捕捞着千万年存续的鱼。

    或许，农耕的退行，工业化甚至信息化的渐近，将那些曾经照耀人类内心的烛光，扫进沉淀时间，拟或狭小空间，让我们在怀想或回忆中，或在渐渐退色的书籍里，或在那些依然不知佛的人心中，渐行渐远，如我之寻烛般。

    佛无远近，心有天涯。

    齐宣王使人吹竽，必三百人。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。宣王悦之，廪食以数百人。宣王死，闵王立。好一一听之，处士逃。--《滥竽充数》

    想来有点难过。

    自己一不会吹笛，而不会口哨，更不会吹芋。可心里一直想做南郭，至于是不是处士或先生，已经不重要。

    一直想做点事，而且一直在努力。可做事真的很难，有时恨不能脑袋撞墙，这不是愤怒或者极端，而是就是难。

    人是很奇怪的，有时会翻来覆去的，甚至胡思乱想。竟然想起南郭来，仔细阅读《滥竽充数》，发现南郭处士非常厉害，情商也很高。在社会上混，或江湖上混，能吃得开。当然，人家是在王身边混，那就更加厉害和了得。

    只有名声和胆量还不行，估计他还有察言观色之能。否则，齐宣王不把他烹了才怪。乐得悠哉游哉的，丰厚俸禄，每日歌舞升平。既快活，又能养家。想象都觉得好极啦，妙极啦，当然也美极啦。到头来，留下千古留名。

    因为一直在东，或在南谋生活，内心就有与南郭相同的境况。特别是到上海后，住在这个城的东偏南的边缘，也可以说是现代南郭的天然地理位置，所缺的就是找个爱吹竽的上级或身边的领导。

    其实，仔细看看。现代也是有很多南郭的，有的是处士，有的就是先生，比如博士后什么的。混在革命队伍里，天天只说不干，跟在领导后面吹起芋来，或者说吹起嘘来，日子过得也是非常滋润和甜蜜的。

    有时，甚至胜过那些成天吭哧吭哧埋头于案头的呆子，或者傻子。其实，齐闵王也不是聪明，只是换了个方式，南郭就觉得呆不下来了，只要卷铺盖走人，去寻另一个宣王，去充另一个数。

    我想，南郭后来的生活，一定美哉妙哉的。因为心安理得，所以心宽体胖，悠游于天地，浪迹在人间。

    很多时候，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身边有一、两个南郭。不管你如何地被政务，或商务，甚至事务烦恼，一旦南郭说点啥好听的，自然心情舒畅，自我开脱起来。日子就是这样子过下去，也无不可。

    再看那些呆子或傻子，心里还惦记什么国家、民族，在心里将自己标榜成哲人、榜样，甚至是模范。其实，说白了，在南郭或者他的上级眼里，没有将芋放在嘴里，就什么也不是。

    所以，一直想做南郭。也一直在寻觅，而且时刻准备着，吹芋，吹笛，或者吹嘘啥的，一旦机会来了，自然吃香喝辣的。

    想做南郭。

    孩子离开上海，即将上车的时候，我赶忙塞给她几张钱，孩子坚决不收，说用了很多，急迫时，我脱口而出：这是小鸡钱。孩子问清楚缘由，很自然地收下了。还有，亲人临出门时，无论远近，我偶尔也会塞点小鸡钱。

    日常生活中，有很多事是无法预料的。况且，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。古语一种米养百种人，不仅是讲人的高矮、胖瘦，甚至智力高下，还有心情、状态，以及脾性，等等。

    所以，有了上海人所说的“小鸡钱”。

    很早就听说这个词，记不清楚，第一次听说小鸡钱，是在上小学，还是大学，或者工作之后。总之，肯定是从上海知青、上海同学，或者上海同事嘴里听来的。因为感觉好玩，便细问缘由。

    原来，上海街道小，生活也拮据。白天，成年人上班，小孩都去托儿所、幼儿园，学校什么的，将老太太们闲在家里。当时没有禁忌，有的便养起小鸡，一是为了有个叽叽叫的伴，二是为了生活贴补，倒也自在。

    只是这小鸡养的不是地方，这是在城市，人来人往的。而小鸡也不是圈养在狭小的家里，免不了到小街上乱窜，自然便有了偶然的死亡现象。中国人，特别是上海人，小鸡死亡，自然便有赔偿问题，于是，有了小鸡钱。

    所以，我们曾经讥笑上海人，说他们小气得来，连个小鸡也要赔钱什么的。其实，这是上海海派文化中非常重要的成分，且与中国古代文化，甚至当代“损害要赔偿”不矛盾，非但不矛盾，而且显出一种市井之间正常的、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。

    而在上海，或有上海人的地方，小鸡钱竟然称为损害赔偿的代名词。曾经出现过，上海男人不管家，手中无财权，但上海男人口袋里，却肯定有小鸡钱。

    当然，这是三十年前，甚至再之前的上海故事。

    就是在现在，上海称为世界第二大城市，而且与其他内地城市，或者国外城市相比，上海自是高楼如云涌，道路如阡陌，人则如潮般，自然也有“小鸡钱”。人说上海人生活节奏快，比如地铁，比如逛街，比如饮食，等等，免不了人与人摩肩接踵，免不了小损小害的，当然要赔偿。

    只是，时代不同了，物价也打滚很多圈，别说是小鸡钱，就是老母鸡钱，有时也是不够赔偿的。所以，自己领会，小鸡钱当然是小钱，也只是小钱。大了就不叫小鸡钱，而是破财，后面跟着消灾的自我安慰。况且，城市的环境，已经没有小鸡立足之地，当然小鸡钱也不再是几毛、一块的。

    几百，上千元，现在也有称作小鸡钱的。生活是富裕了，而小鸡钱这个词，依然存在，毕竟，它已渗入上海的文化中，血液般。

    黎明，喊着孩子的名字，醒来。

    孩子说，她坐了一晚的火车，梦里。

    朋友告诉我，上下班人是沙丁鱼，地铁。

    今天体验，她是对的，沙丁鱼有了智慧。

    向机关汇报，周围胆战心惊，我不信。

    其实，大家讨论很深，巧遇内行。

    博士后依然坚守他的田亩，却没有植物。

    围栏依旧刺楞，如野灌木裸露在秋野。

    英文不熟练了，博上写错单词一个。

    密码告诉朋友，及时纠正。

    对街的住宅楼，竟然是西洋屋顶。

    滞留在城的乌云，挤压空间在嘶鸣，如马踏寒风。

    嫩绿的吊兰，一夜成活。

    风吹动如舞，想着她的舞姿，象飘动的云彩。

    隔壁的男子，笛子吹得比原来好。

    悠扬，清脆，飘动江南一片音符。

    以为，家里的燕子走了。

    静心之时，又有雌燕，在呢喃。

    两个月以来，一直为idea忙碌。从前也忙碌过，为New idea，现在是为Good idea。

    中国人从前有idea，但是小idea，现代需要的确实从西方引进的idea。习惯上，我们学习西方的东西，将Study翻译成学习，也有译成研究，在行为上，一般还是学习。

    对成年人，我们希望Study是研究，对孩子则是学习，而idea则注重前者。

    因为是研究院，所以有很多出身Study的Student，甚至有高等的Student，比如博士或博士后什么的。

    博士Study多了，眼睛自然近视，脑袋稍微比常人微仰些，走路也如螃蟹。当然，没有人反对或否定天之骄子的行为，但也无人供奉Study的圣迹。

    想将Good idea物化，是非常艰难而漫长的脑细胞盛衰期，头脑风暴也好，群策群力也好，无可厚非，也应是顺理成章的事，我一直这么想，自然也这么在做。

    一日，十几人坐在一起，学士、硕士、博士，还有宝贝般的博士后，Study如何从Good idea走向实物。说着说着，问题来了。

    因为有博士后，所以有了中国人重视的名，而器也是想当然起来。我不是博士或博士后，我已经忘记Study的中文含义，但我却认为idea是需要研究的，当然学习也有其位置，毕竟每个人走了不同的路，才坐在一起，研究和学习。

    “博士，你写的这些数据，需要增加。”我说。

    “不，我认为没有必要。”博士后回答，坚定而坚决。

    “游戏规则里，你不希望有的，恰恰物化时需要。”

     博士后生气了：“搞什么搞，就是不要。”

     我不说话了。继续Study，热烈而紧张，气氛如临大敌。

     “博士，这段缺另外专业知识，应该加上，才能说完整。”我继续。

     “哦，我没想通，所以不能加。”

     “应该加上，这是需要，与你想通无关。”这回轮到我坚持。

     “我不会将自己不懂的东西加上。”

     腾的头顶有火苗。我站起来：“你不懂的多了。”心里想起阎锡山，莫非博士后将Good idea变成他Study的一亩三分地了。

     “这个系统，你别过问，我在当教授的时候，教过几年，所有的只有**个分系统。”话音刚落，我头顶的火苗成火焰了。“你误人子弟。”博士没有马上接活茬后起来。

    不一会儿，他自言自语：“我做博士后的时候，学习过这个问题。”我再不说一句话了，因为他是博士后，一个学习者。在需要研究的时候，博士后仍在学习，真是好学风。

    因为Good idea是我提出来的，所以大言不惭地担当“始作俑者”角色。几次，小范围提出，既然博士后在学习，那我就退出研究团队，寻一个另外的Good idea。

    但终于没有得到领导批准，终于享受博士后继续让大家学习的过程。

    所谓痛苦，也只是自我心理在放大。其实，Good idea变成Bad idea，这在中国，是常事，几千年了，而且那时一直没有你。

    我想，等博士后学习清楚了，我们就不用研究了。

    下面的事情就好办了。要么，让博士后继续学习Good idea；要么，请博士后离开Good idea。孰轻孰重，我不说，自有人去处理。

    只是，伟大的博士后，学习到何时，才会去研究呢。因为学习不要承担责任，而研究则关乎国家和纳税人每时每刻的辛苦。

    谁能说清楚，Study是学习还是研究，在中国。

    真正的斗争是在牲口和人之间。--奥威尔：《动物农场》乌克兰版序言

    本不想写关于思想的任何文章。

    二十岁的时候，曾经暗自下定决心，此生绝对不谈思想，或关于思想的话题。因为中文多义，也因为焚书坑儒、独尊儒术、党同伐异的文明历程，更因为宗教变革，火烧思想者，甚至文艺复兴，等等，更多的是始终认同人与牲口之间，就像不稳定的翘翘板，今天这头，明天就是那头。世事少有超脱，多是轮回。

    日常生活里，思维、思念，想法、想头，等等，好像都与思想有关，其实是无关的。一直以为，思想其实就是人类内心的太阳，照耀人类自身最伟岸的尊严，而其他的关于思或想的东西，其实就是一种感觉，一种稍纵即逝的念头，充其量也就是夏夜的萤火虫或坟茔间间歇喷出的磷火。

    纵观人类思想历史，那些被称为思想家的人，那些思想者们，作为人类群体的太阳，灵魂得到超脱，而肉体则依旧轮回。从这一点来讲，人类的群居生活，其实就是蜂箱的生活写照。思想着的个体就是那最后扑向峰后的工蜂，死亡是不二的选择。

    所以，不谈思想，与任何人，对任何事，在任何地点，或者在任何的梦中。不是贪生，更不是怕死。因为这是一条始终没有路的道路，始终在丛山峻岭之中没有指南的旅行，始终在失去灯塔的波涛汹涌大海上的小船。更有甚者，我是在关于积淀几千年浓黑厚土的国度，所以不谈这个话题，其他话题则随境而出，未为不可。

    近代，闻一多被枪杀，老舍先生自沉未名湖，梁漱溟先生到死都相信这个世界会好，文革中的北大，等等。自由也好，尊严也罢，甚至希望所然，都是因为思想，或因为不是思想。

    思想在某个时代，或某个时段，是旷野闪电，是深水暗礁，是布满地雷的道路。

    因为不谈，所以少麻烦。因为谈了，麻烦却不少。所以避而不谈，所以将那扇门，自己关着，如没有天窗的房子，即使暗点，照样能吃饭，能行路，能做各种想做或不想做的梦，但就是不需要思想。

    今天，因为在候车室抽与思想无关的烟卷，偶遇滕王城一故人。该君年已耋耄，曾经是我的上级，清晰如昨的是，当时的他竟然对刚到新单位的我，谈起派别、团体，甚至是裙带来，我非常厌恶，如苍蝇入嘴。

    结果自然分明，我成了他明里暗里打击对象。后来，因为工作变动，与他没有直接工作交道，但间接里依然把我当作敌人。但我始终认为，既然他有缘做领导，自然没必要计较，何况，此君也爱看点书，当然是关于厚黑什么的。而我，则一直在社科领域游荡。

    他刚从日本回来，况且又是我离开滕王城后在上海车站的偶遇，自然问起最近忙活的事。老人说：退休后一直康德、叔本华、弗洛伊德等等，甚至亚当.斯密、亚里士多德等等，感觉这辈子是牲口，没有思想的牲口，我们这一代人是白活了。哦，哦，哦，我连忙竖起大拇指，悟了就好。

    老人摇头，继续说：老子的思想非常难以把握，没有西方的脉络和条理，所以影响中国人思想混乱。我不予以评论，只是建议：有人认为，世界上哲学思想最高峰是古印度“薄迦梵歌”，它是人类思想的最高峰，现有哲学思想均来自于这本书，包括老子。

    老人问：你看哲学书籍是什么时候。答曰：十六到二十岁，后来就不看了。

    谁知，老人话锋一转，开始回顾他对我的看法，甚至有一种当年未能站在他把持的河畔的愤怒。我一笑了之。太清楚了，有很多人，包括最近几年流行的散文大家，都在耋耄之时，反思自己的牲口生涯，留下“此生糊涂，希望下辈子清醒，做一个有思想的人。” 我始终认为，把羊吃掉再对羊的骨头忏悔，这不是天道，更不是公理。

    我依旧自然地与老者告别，行将就木之人，没必要在他不懂的领域，说他不明白的思想，然后让老者愤怒或者不安。毕竟，所有的思想里，都有人道主义的影子，宛如现实世界里的核人道思想。

    再者，所谓思想的碰撞，毕竟不是偶遇就能产生火花的。即使出现奇迹，产生火花，哪又能怎样，人已老矣，能饭否最重要，终于人与牲口般。至于思想，让那些需要或者想要的人，如蜘蛛结网。

    我想，今日或许是一种奢谈。不仅在今天，就是在昨天，或明天，亦如：阳光下，没有新鲜事。

    所谓思想，不过如此。

一

    孩子要来上海的头一天，我等侯在首都机场夏夜之中。不是因为没有准备好材料，孩子的暑假之行又要泡汤。飞机终于要起飞的一分钟，我才确切地给她信息：放心来吧，我在上海南站等你，一定。

    孩子很懂事，打小就相信老爸的话，铁板钉钉。

    一路上，孩子不耐烦地发出短信，路程很长啊。问她到了什么位置，一概不知。待只剩一小时行程的时候，竟然有：太漫长的感叹。我知道，毕竟是她第一次独行，千公里之遥远。

    “只有一节课多一点，我第一次来上海的时候，站了十九小时。”回答肯定是狠下心来，墨迹起来她会烦恼，我又提心吊胆的。

    果然，孩子如蝴蝶般飘出人群的时候，我的心才落地。原来，她竟然在五小时内，没有离开座位半步。

    直到此刻，我才相信父亲当年是如何担心我远行的。

二

    孩子临来之前，父女俩商定，她在上海呆五天左右。世事往往难料，连头掐尾，只呆了三天。

    不是因为她不愿呆，而是看见我整日忙碌，甚至没有三分钟歇息的时间，自己提出来早点回去，生怕影响我的工作。此刻，我有人在江湖的叹息。

    本来想给孩子好好做几顿饭，让她品味已经熟练的厨艺。但三天九餐，竟然只是两人刚见面第一餐，随后便只待来年或来日了。

    因为是初次到上海，而且时间非常之紧，奇怪的是，前段似乎闲暇的时间，突然被无形地剥夺了。会议、交流、行文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她静静地坐在我单位的办公室，做作业，看书，六个小时，我们只见了一面。

三

    好在有一个周末。

    上海很大，而时间极短，安排孩子的行程竟然费尽脑筋。

    看看浦东、上海城市规划馆、科技馆，和在徐家汇买几套衣服。我们从早六点一直跑到下午三点，太阳是如此热毒，地面是如此滚烫，而空气好象在山火之后出没。

    当我终于踏入家门，手机又响动起来。留下孩子在爸爸陌生的家，在傍晚的热风之中，等老爸回家。

    现代通讯发展，使亲情没有距离，从前好像很认可。但当孩子终于在身边的时候，特别是乘坐地铁、公交或的士，将小手搭在我胳膊上的时候，此时的感觉，只是一个词：踏实。

    因为孩子爱看书，即使是在霓虹灯亮彻整个城，我仍然拉起孩子的手，匆匆行走在这个城的高大建筑、灯影树疏之间，依然在一次次吐纳人群的道口，奔向书店、书城。

四

    没有太多的时间，父女俩坐在阳台上，看晚风拂动花草的摇曳；没有太多的空间，让我们走得更远如乌镇或者周庄。

    时间在思恋之中慢慢缩短，而空间在相逢之后不断扩大。

    当回程的车票，将我们的时钟拉拢，又是生别离时刻。再多的书籍，再多的衣物或食品，都比不上父女俩静静坐在食坊，或者麦当劳，或者行走在这个城的中心或边缘。

    十几岁的少年，或二十岁的青年，早晚要放飞的。比如静心豢养的鸽子，总是希望看见翱翔在蓝天之上，与白云为伍，在天地之间舞蹈。

    不知道，我是怎样走出车站的，看见浩荡的人群，如流水般，将我的孩子卷没踪影，流向那静静的车道，流向东方广阔的江南大地，流到孩子心中美丽的滕王城。

五

    三日，仅七十二小时。

    再多的话，再悉心的照顾，甚至再贴心的交流，都无法将时空拉长或延展。一笑之间，一个眼神，其实就是亲情永远的写照或缩影，胜过千言，胜过万语，胜过天地生物带给人的眷恋。

    好在，已经放飞。

    好在，她依然是孩子。

    好在，有了三日。

    当孩子一路告知动车飞掠的城市名字，我的心却依然寒冷。

    七年前，北京申奥成功，全国象煮开的水，沸腾了。随后平静下来了，或者说，在中国人的心里继续热着。

    至今我没有明白，奥运会带给我们的，究竟应该是什么。或者说，我们想从奥运得到什么或者表达什么。

    古代奥林匹克，与现代的奥林匹克，主题好像是不同的。前者是庆祝胜利或者说纪念英雄。后者据说是为了和平，或许现代的国际环境，和平确实非常珍贵，因而想通过奥运会的形式，表达一种愿望或诉求。

    二千年的奥运，我们没有成功，全国人们非常地委屈。零八年的奥运，我们成功了，现在看来，也有很多人委屈。

    前几日，报道说北京没有乞丐了，车辆行驶按单双号了，国际奥委会要求北京信守蓝天白云的承诺，等等。很多的细节，成堆地涌入眼帘和脑袋。

    昨天，我在清晨时分走下北京站月台，第一感觉是一种临战气氛。车站前没有过去那种热闹、繁杂和人似蚂蚁的景象，灰濛濛的天空将视野压在低矮的屋檐下，沉闷的气息让我感觉这里没有欢乐与祥和。

    地铁口亮着红灯，铁栅栏紧紧地扣着，透过缝隙可以看见黑洞洞的地铁口，如枪。

    街道宽了，在空着的车道上，印着彩色的五环旗，本地人说这是专用道，为奥运而设。早七点出城的车辆依然很少，而进城的车辆依旧如昨。不同的是，街道两边漂亮了，有很多美丽的图案和造型，让知道奥运的人想起某种名画家的作品，肯定是美的。

    行在路上，给二、三好友电话，第一句就是：我来参加奥运会了。基本是愕然，然后还是停顿。看来，奥运来了，北京人也没有幽默感了。而心里想，这届奥运会，到底是中国人的奥运，还是北京人的奥运。

    为什么我乐不起来，为什么北京人也不乐起来。

    傍晚在首都机场，验证了早晨的感觉。真的是临战，而不是和平的氛围。解放军、武警、警察，好像不比将要离开北京的人少。奇怪的是，竟然放出两道岗，翻包倒箱的，非常警觉的眼神，而被检查者，多少也是紧张的。

    当夜色下的北京渐渐向后而去，突然想问自己：这是谁的奥运？和平的奥运？还是奥运的和平。我不知道。

    或许，在这个纷杂的世界，和平只是旗帜告诉风的语言，而收帐则是奥运的实质。收我们曾经交给国际社会的账款，收全国各地对北京的支援。而那些消失在街道的乞丐，那些无法经营小摊的人们，或许也有一个账本，一个奥运欠下的账本。只是，奥运结束的时候，谁来买单？

    毕竟，这是北京的奥运。

    日出东山，车窗外已是红土地。

    七月的清晨，远处的丘陵依然有雾，田野里一片刚翻新的水田，待收割的金黄的稻穗，阡陌之间，自然是双抢的景象。黄牛、孩子、村妇，炊烟，曾经熟悉的风景，此刻却那么陌生。瞬间出现一种幻觉，我的双脚踏上过田埂或者水田吗？想到此，不由地颤抖。

    山势渐渐低矮下去，再望是一马平川，滕王城转眼便到了。

    我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城，在我的视野里，竟然拥挤和陌生起来。曾经以为是乡音的城市语言，也变得十分拗口，很不自然地与司机攀谈，问二百日里的趣事与轶闻，心理却无法唤醒已经麻木的记忆。城与我无怨，但此时我却与城无缘。真是人事沧桑，心随境迁。

    因为事先有过联系，办理手续的过程基本顺利。

    然后，在中午炎热的时候，等在女儿必经的站台，看着孩子蝴蝶般飞到身边，嗓子似乎也跟着热。于是，父女俩找家餐馆，点菜吃饭，聊得极欢。目送孩子在无人的街道，飞奔而去。

    然后，给母亲找医生，开出处方，从邮局寄往汗里村，恨不得当天就能收到。

    然后，坐在闷热的出租车里，跑大半个城，消除曾经的手机号码。

    那些留下的印迹，熟悉的人们。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:此生有缘的人，自然有见面的机会，即使是一天。结果非常满意，该见的见到了，想见的也有人在，而不该见的人，也见了几个。看来，世事无好坏，自是缘去来。

    当下班的人群涌出门岗，我匆匆办完钱、物、证等，留下一纸委托书，手机几被打爆。同窗等到我的时候，自然是何处小聚。而我不近人情般：直接上机场。

    一路的责备，一路的关怀。而身后赣江静静流淌在夏日的夜色里，而滕王阁从眼角掠过，而曾经秋水的晚霞，刚刚隐匿在涌向鄱阳湖暮色里。

    从早七点，到晚七点，十二小时，一个吉利的数字，将我的滕王城之旅，将我青春二十年之地，抛在飞机的上升嘶叫声中，将我的挂记与惦念，将我很多浓重而激扬的岁月，留给了赣江，留给了那存有锦江之水的鄱阳湖平原。

    直到第二天，我才恍惚如梦般，依稀记得曾经到过一个城之所在，依稀看见无数浮光，无数的红红的如日出的土壤，与大地同色的清澈的溪流。

    或许，还有一次短暂的停留。或许，还有以后过客的影子。而这个城，已成为一个记忆，仅仅是记忆而已。即使终老的时候，它或许会称为掠影的片段，但终于不是最灿烂、最辉煌所在。